發問文化 – 美國人的嘴砲與台灣人的沉默 (上)

大學時我喜歡在課堂提問,一方面是追根究底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是挑戰自己、磨練題問與發言的勇氣。

猶記得大三「歷史轉捩點」的通識課,每堂課教授都在台上講五十分鐘的故事。我總覺得一直聽課很悶,沒有與教授、學生、知識互動很難使我專心。有一次我心生疑惑便情不自禁地舉手發問。教授發現竟然有人發問嚇了一跳,整個教室寂靜了好幾秒,連前一排在睡覺的學生都因突如其來的靜默醒了過來。而我也被這種情況嚇到,站起來發問時看到上百個同學用奇怪的眼光看我。忘了是問什麼問題,不過這是這門課整學期第一個問題,也是最後一個問題。當時覺得自己好像是別人眼中的怪人。或許也真是如此。

大三後的選修課人數就少得多,上課發問也不會如此突兀。我也盡量鼓勵自己提問,因為這是讓我專注思考老師講課內容的最好方式。班上也有幾個喜歡發言的學生,每堂課幾乎都會迸出一兩個問題,有時甚至會跟教授討論起來。有一次,一個同學聽不懂教授的講課內容,連問了兩三個問題,我就聽到其他同學們不滿的語氣:「厚,白癡耶,這麼簡單也不會,是不會自己回去看課本喔。」另一個同學也接著話:「對啊,每次都問這麼多問題,很浪費我們的時間。」聽到這些評論突然意識到,我在發言的時候不知道也被多少人在背後吐槽。

我自以為有勇氣在權威的教授和一大班同學面前發言,至少我努力挑戰自己。不過心理總是隱隱約約有個拉扯的力量,提問和發言好像是很奇怪的行為,因為跟大家不一樣;而且要承受其他人的批評。這個力量,曾不少次阻止我發問。畢竟多問多麻煩,不問不麻煩,又何苦自找麻煩呢?

更使我好奇的是,為什麼老師似乎並不鼓勵學生發問?而且學生難道都沒有問題?有問題難道不會想問嗎?

AskingQuestions-blog
Image Credit: Grant Snider, Incidental Comics

美國人的「發問文化」

到美國留學的第一年都在上必修課。不過美國教授講課就沒這麼順利,一直被學生的問題打斷,因為總有人搞不懂觀念而發問。此時就輪到我內心不悅:「這麼簡單的問題自己去看課本吧,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跟幾個美國人混熟後,閒聊到這個問題:「你們不會覺得上課問這麼簡單的問題很浪費時間嗎?」他們用很奇怪的眼神看著我:「可是難道你不懂的時候不問嗎?」我回答:「我會覺得我能在下課後自己在課本裡找到答案,就不想耽誤別人的時間。」他們吃驚了一下,笑著解釋:「能在上課搞懂不是最好嗎?反正別人在意的話會說,教授也會制止。被制止就下課再問啦。」他們嘴角露出了既得利益者的微笑:「我們晚上去酒吧,你要不要來?」我想起了下禮拜要考試還沒弄懂的上課內容。

*

博班第三年修了一門認知科學所的課。與工程學院的課迥異,這門的每一堂課都像上辯論節目。同學們時常在老師講到一半舉手發言,而且不只是澄清概念,更常表達質疑並提出簡短精闢的論述。老師似乎樂見學生發言,常會加碼挑戰學生的論點;而學生也不甘示弱,就他們所具備的知識和思考滔滔不絕地繼續精彩的推論。其他同學也常會加入戰局,甚至提出新觀點。

身處在激烈的辯論戰場上,我這個小工程師只能目瞪口呆、毫無置喙之處。這已經不是敢於發言的問題,也不是英文的問題 (即使我用中文都沒辦法說的這麼精采),而是他們具備深厚內化的知識、擅長邏輯與論述的技巧、擁有挑戰權威的勇氣,而且三者熟練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當然部分原因是我沒有深厚的認知科學的背景知識,也並不是所有認知科學所的博士生都如此能言善道。不過我還是十分震懾於我和他們在知識與學術上的溝通能力的差異。

差異是如何造成的?又該如何到達那樣的境界呢?

「美國人不就很會嘴砲嗎?」我把問題向其他台灣留學生提出時得到這個回答。「美國人可以把八十分講成一百分,但台灣人通常九十分只講成七十分。」或許在我們心中,實力和能力才是重點,因此看不起說話浮誇的人。但是難道不能不卑不亢地以九十分的實力說九十分的話嗎?

困難在於,即使有九十分的實力,要說出九十分的話並不如想像中的容易。我認為困難處從淺到深有三個層面,將在下一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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