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問文化 – 美國人的嘴砲與台灣人的沉默 (下)

前一篇提到「美國人可以八十分吹成一百分,但台灣人可能九十分只說得出七十分。」為何不能不卑不亢地以九十分的實力說九十分的話呢?我認為困難處從淺到深有三個層面。

第一層困難:表達的習慣

簡言之就是發言的勇氣。自覺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環境並不鼓勵甚至要求學生表達。老師上課問「同學,有沒有問題?」緊接著常是一陣靜默。我有時心想,難道老師不覺得學生都沒問題很有問題嗎?

另外我也發現台灣學生不常在講課或演講時發言提問,而是結束後圍堵教授或講者(我以前就如此)。似乎在公眾場合提出想法或發問會遭受眾人側目,覺得問蠢問題或想法有錯會被批評與看扁。心中有此想法,別人發言時便轉變為批判他人的觀眾。在這氛圍裡,想表達需要有很大的勇氣,更別提要把表達培養成習慣了。

反觀美國的教育環境,十分重視表達,甚至更重於內容。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幕發生在大四去伊利諾大學交換時教了小三學生科學課。當時我們教小朋友用塑膠袋做降落傘。講解原理時,我問學生:「為什麼降落傘不會像橡皮擦一樣很快就掉下來呢?」話音未落全班小朋友竟然全部舉手要發言,甚至有幾個小朋友還調皮地想把隔壁同學的手壓下來。這景象在台灣小學可謂奇觀,不過聽到他們的發言還真哭笑不得。「降落傘比較胖」、「這樣比較安全」,甚至有小朋友被點到後抓了抓頭說:「我忘記了。」

對他們來說,發言是跟老師的有趣互動,講錯話或不知道答案沒有關係,甚至要積極主動爭取發言權以獲得老師的注意。因此他們很早就養成表達的習慣。我的美國同學或同事都不覺得要表達自己意見是件困難的事,他們聽到我內心的糾結時十分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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